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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抗战与革命建政

时间:2018-02-25 06:59 点击: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之际,中国面临的内外矛盾集中表现为外敌入侵与民族抗战。但是,抗战的过程同样是构建现代中国的过程。中国共产党通过对战争与革命的逻辑关系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战争与革命难解难分,交织为历史演进的主旋律。从辛亥革命(共和之战)到国民革命(北伐战争)再到土地革命(国共内战),其间反映的本质,其实是在外有列强侵略压迫、内有传统变迁崩解的环境下,如何将老旧中国转型构建为现代中国。这注定是个艰难的过程,既然历史没有给中国人以改良方式平稳过渡转型的机会,那么以革命方式完成转型,也就成为自然而然之举。其中的奋斗与激情、流血与牺牲、动荡与破坏,等等,也就与这个过程如影随形,难以避免。及至1937年,日本大举入侵,全国抗战爆发,中国面临的内外矛盾集中表现为外敌入侵与民族抗战,战争似乎压倒了一切。但即使是在这样的时刻,历史仍然顽强地表现出其内在的本质。抗战的过程,同样是转型构建现代中国的过程,因此,怎么建国,建什么样的国,仍然是国人无以逃避的问题,也是当时中国所有政治力量必须面对的问题。而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千回百转,又与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相勾连,战争和革命的逻辑因而再次相交。作为当时中国的两大政治力量之一——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对战争与革命的逻辑关系的深刻理解,将反抗侵略的民族独立战争与改变中国的革命解放运动有机地联为一体,从而成功地通过抗战而崛起,为最终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建国理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中共的抗战建政纲领建构

1937年8月,全国抗战刚刚打响不久,中共中央便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决定战时全盘工作方针。张闻天在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强调“要使大家了解抗战是一个持久的战争,中共应起决定的作用。只有中共在抗战中取得领导权时,抗战胜利才能得到保障,才能使抗战胜利后完成民主共和国的任务”。①毛泽东在会上作军事问题和国共关系问题报告,提出争取民族战争领导权,强调保持党和红军的独立性,“独立性是组织的、政治的独立问题两方面”。②由此可知,战争刚刚开始,中共已经认识到,这场战争既是反抗侵略的民族独立战争,也是建立中共领导的民主共和国的革命解放战争,其关键点则在于中共的领导及其独立性的保持。

洛川会议通过《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认为“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实行抗战的阶段”;提出“在这一新阶段内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而“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是在使国民党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为此,“决定”要求中共全党“应该克服一切困难,为实现本党所提出的争取抗战胜利的十大纲领而坚决奋斗”;号召“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与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的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把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应该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不放松一刻功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只要真能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无疑义的。”③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从而领导群众,是中共在战争初始阶段即提出的重要任务,既为抵抗日本侵略,也为实现革命目标,这也是中共争取战争主导权和领导权的重要方面。

洛川会议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1.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对日绝交、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任何动摇妥协);2.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实行全国抗战、采取独立自主的积极作战方针、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实现抗战军队的平等待遇);3.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实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废除束缚人民爱国运动的旧法令、释放爱国的革命的政治犯、开放党禁、动员人民武装人民);4.改革政治机构(召集人民代表的国民大会、通过民主宪法、选举国防政府、吸收各党派团体革命分子、实行地方自治);5.抗日的外交政策(与一切反对日本侵略的国家订立同盟及抗日军事互助协定、拥护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6.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有钱出钱、扩大国防生产、发展农村经济、提倡国货、禁绝日货、取缔奸商、反对投机);7.改良人民生活(改良工农职员教员军人的待遇、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调节粮食);8.抗日的教育政策(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课程、实施普及的义务的免费的教育方案、实行全国学生的武装训练);9.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10.抗日的民族团结。④

面临全国抗战发动之后的新形势,在基本统一的思想认识指导下,洛川会议为中共确定了抗战时期的基本路线。“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着重点,除了实现全国总动员和全面抗战之外,尤其强调动员民众、政治改革、民众参与、改良民生,体现出中共作为当时的非执政党与执政党国民党的政治竞争意识。抗战的发动在客观上为中共提供了政治活动的舞台。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前提下,两党之间的政治竞争不仅没有消失,反因合作所提供的共同平台而显得更为直观和直接,更需要两党领导层的殚精竭虑及运筹帷幄。洛川会议恰恰体现出中共核心领导层在经过十年内战的残酷考验之后,当面对突发事件引起的全盘形势变化之际,能够审时度势、衡情量己、高屋建瓴,以超前的眼光和政治意识,结合现地的情势演进,提出新形势下的新路线,既使己方立于救国救亡民族战争的新高度,又推动形势向未来可能于己于革命有利的方向发展,以争取民心和民众拥戴为中心,将民族战争与革命建政建立起逻辑演进的紧密联系。虽然中共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还待未来的发展,洛川会议提出的政策方针的具体内容也待未来的落实,但从中还是可以感受到中共对于这场战争的布局自始即有的长远考量,尤其是对政治、经济、社会宏观面向的思考。比较之下,这恰是国民党领导层所欠缺的方面,此时此刻,他们多半还在思虑如何因应与日军作战的迫切军事问题(当然这也是应该的),缺少对于政治格局可能变化的新思考。直到隔年之后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才通过《抗战建国纲领》,提出抗战时期的政治路线,而因其与中共早先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有相当的重合度,从而在体现国民党的领导力和争取民心方面让中共着了先鞭。

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建树

全国抗战的爆发,对于中共而言,不仅是革命实践的重大转变,也是革命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共在抗战时期的革命实践,从建基于工农阶级专政、武装割据、建立苏维埃政权、反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和国民党统治的阶级性武装斗争,转变为建基于全国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的大团结、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基础、联合国民党及所有抗日力量、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殖民地统治、捍卫民族独立国家主权的民族性自卫战争。对于这样的革命实践转变,如何进行理论的阐释,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理论解释体系,并以这样的理论体系转而指导实践,同样是中共在抗战时期面临的重要任务。值得关注的是,不是中共党内所有人都能认识到这种实践转变过程的意义,中共在抗战初期一度出现的“左”的(拒绝国共合作)或“右”的(一切经过国民党)倾向,便是对实践转变认识不到位的结果,从而凸显出建立新的革命理论指导的重要性。因此,在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毛泽东在延安用了相当的精力从事理论著述,以建立中共对于这场战争以及新的革命的阶段性和全局性的理论认识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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