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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存在8年的西南联大,为什么这样被人怀念?

时间:2018-07-13 04:54 点击:
原标题:只存在了八年的西南联大,为什么这样被人怀念? 1937年11月1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

原标题:只存在了八年的西南联大为什么这样被人怀念

1937年11月1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湖南长沙岳麓山下组成了“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但在开学一个月后,由于日军沿长江一线步步紧逼,师生们又继续向西南行进,在1938年2月搬迁入云南,同年4月2日,正式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八年之后,抗战胜利,三所大学回归原址,各自办学。

西南联大的校史只有短短八年时间,但因其英才辈出,又产生了无数故事与传奇,成为了中国大学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迹。

今天,我们纪念西南联合大学建校80周年。书评君与大家分享学者陈平原《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一书中关于西南联大的文字,追怀西南联大独有的精神魅力,也省察我们为何会倾向于将西南联大“神话”。

文| 陈平原

“身处逆境而正义必胜的信念永不动摇”

谈及西南联大对于抗日战争的贡献,容易说的,是有形的,如培养人才、推动科研以及投身战场;不太好说的,是无形的,那就是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如何凸显某种高贵的精神气质。具体说来,硝烟弥漫中,众多大学师生弦歌不辍,这本身就是一种稳定人心的力量。

当初联大教授曾昭抡撰《大时代在等着青年们》,称:“古今中外一切战争,凡一交战国家,充满失败主义者,大败即不在远。难民比敌人跑得快,谣言比难民跑得更快,这是何等危险的现象。”从最初的殊死抵抗,到漫长的相持阶段,再到最后的战略反攻,有很长的路要走。用曾昭抡的话来说,就是:“环观国际形势,同盟国家必获最后胜利,诚属必然之事。日寇何时得以完全击溃,则尚无把握。”因此,西南联大以及众多撤退到大后方的中国大学,无论如何颠沛流离,坚持“笳吹弦诵”,这本身便是抗战必胜信念的最好体现。

只存在8年的西南联大,为什么这样被人怀念?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门。

著名数学家陈省身晚年接受采访,谈及西南联大师生“坚持抗战的决心”,“精神上,觉得中国可以站起来”。坚信中国不会亡、中国人能够站起来,正是这种民族自信,支撑着西南联大以及无数内迁大学的师生。今天看来是很自然的事,当初却困扰不少读书人——正因为了解中日两国经济及军事实力,不太相信中国能获胜(周作人的北平“苦住”乃至“落水”,根本原因在此)。在我看来,西南联大等内迁大学的历史贡献,精神感召是第一位的。在大后方是稳定民心,而对于沦陷区民众,则是民族复兴的希望所在。因此,穿越封锁线,奔赴大后方任教或求学,本身就是一种政治选择。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兵开进了燕京大学,不愿做亡国奴的燕大学生林焘等一行六人,决心投奔自由,从北平辗转来到成都燕京大学复学。据林焘日后追忆,中间诸多艰险,“一般同学从北平到成都只需要二十来天,我们竟走了两个多月”。而中文系教授浦江清为践西南联大之约,1942年5月29日从上海出发,历千辛万苦,经苏、皖、赣、闽、粤、桂、贵、云八省,来到昆明任教,读其《西行日记》,让人感慨万千。1942年11月21日,星期六,浦江清终于到达昆明,那天的日记是:“自五月二十九日离沪,今日抵昆,在途凡一百七十七日,所历艰难有非始料所及者。”

只存在8年的西南联大,为什么这样被人怀念?

《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

作者:浦江清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11月

了解这些,你才能理解,为何前西南联大经济学系教授、系主任陈岱孙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撰写序言,会特别表彰联大师生“身处逆境而正义必胜的信念永不动摇”,以及“对国家民族所具有的高度责任感”。在他看来,正是这两点,“曾启发和支撑了抗日战争期间西南联大师生们对敬业、求知的追求”,而“这精神在任何时代都是可贵的,是特别值得纪念的”。我曾在一次专题演讲中提及:“联大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联大有精神:政治情怀、社会承担、学术抱负、远大志向。联大人贫困,可人不猥琐,甚至可以说‘器宇轩昂’,他们的自信、刚毅与聪慧,全都写在脸上—这是我阅读西南联大老照片的直接感受。”

只存在8年的西南联大,为什么这样被人怀念?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训——“刚毅坚卓”。

“战时须作平时看”

当国家处在危急关头,各大学的教授及学生如何尽到一个国民的责任、为抗战做贡献?这不仅是个人选择,还牵涉大后方诸多大学的办学方向,以及无数师生的教学和日常生活。教育部的基本方针是“战时须作平时看”,课程设置略为调整,以适应战争需要,“但一切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其主旨”。1939年3月4日,蒋介石在第三届全国教育会议上讲话,进一步明确战时教育的大政方针:“总而言之,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就丢却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争,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中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当看到战后。”

国民政府的这一重大决策,得到大学校长及教授们的支持。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写于1941年6月的《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称:

当我们初来的时候,学生受外间不成熟舆论的影响,常有要求改变课程,受所谓战时教育的声浪。那时候他们心目中以为有一种短期速成的教育,像“万应灵丹”一样,一吞下去就可以抗日的。我很恳切的告诉他们,说是教育,尤其是近代科学教育里面,绝无“王者之路”(捷径),何况大家不是王者。学问是谨严的,是有步骤的。一种学问学好了,平时可用,战时也可用。到那境界,只看你们能不能“一隅三反”。战时教育,只须把平时教育加紧,更须加重军事体育的训练,加强国家民族的意识,就可以了。

只存在8年的西南联大,为什么这样被人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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