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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文风的四个不良“面相”

时间:2018-07-15 14:53 点击:
散文文风的四个不良“面相”

包罗万象又纷繁芜杂,这是当前散文创作的基本面貌。此中顽疾有何表现?缘由如何?“药方”何在?本版从今日起开辟“文事聚焦·问诊当下散文创作”栏目,邀请专家从各个向度进行阐述,发表高见,并期待引发更为全面而深刻的思索。

如今,散文似乎愈来愈好写。不论是大名鼎鼎的作家、学者,还是普通的老百姓,上自八旬老翁下到十三四雏子均可染指。所以,上世纪90年代以来它的行情开始看涨,报刊辟专栏,出版社出丛书,社会上开笔会,什么小女人散文、大文化散文、新散文、新媒体散文、原生态散文、在场主义散文等,众声鼎沸,五花八门。“好写”与“走俏”的互动,使曾经沉寂的散文园地变得热闹、繁荣起来,有论者甚至把上世纪90年代称为“散文的时代”。

进入新世纪,散文创作却出现了明显的滑坡。尽管创作队伍依旧壮观,产量更加惊人,并在题材视域与个体风格的拓展、处理日常现实生活的激变能力和艺术技巧的普遍提升等方面,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可是其表面的喧哗已掩饰不住内在的混乱,不但在对拳头作家和经典文本的输送上大为逊色,而且在写作难度的克服、艺术可能性的寻找上未提供出多少新质,即便是创作自身也存在着一些本质的失衡现象。

为什么散文创作再度陷入低谷?这固然和市场经济的冲击、大众消费文化的风行、回温的诗歌与长篇小说的上挤下压等因素有关,但是散文创作的文风问题恐怕也难辞其咎。

说到文风,在这里已不仅是文章风格的意思,而指代着超越于文章风格之上的一种创作风气和倾向。放眼当下散文创作的文风,至少有几点亟待反思和调整。

    “一窝蜂”似的同质化

把经典和大师当范本学习不失为一条成功之道,但若一味临摹、仿制,就会适得其反。《文化苦旅》之后,各种面貌的“余秋雨”纷纷在人文传统、自然山水、历史文化题材中寻觅、穿行;刘亮程一出,无数崇拜者便争相在村庄、河流、麦地等乡土意象的原野上开镰收割;尤其在周德东、洪烛、周国平等辐照下,报纸副刊和流行杂志上的青春美文、哲思小品,更是“铺天盖地”,令人目不暇接。

这种趋同现象,和一些成名作家作坊式的批量生产聚合,把个人化的创作行为又改写成了集体书写,充满了似曾相识的重复感,创造力日渐萎顿,虽然很多跟风之作技巧圆熟精致,颇具煽情能量,但还是因缺乏应有的鲜活与生气而令人厌烦。

像大量逆现代化潮流而动的乡土散文,的确以乡土闲适、纯朴、安静品性的认同,暗合了现代人寻找精神家园的精神脉动,对抗了都市工业文明的喧嚣异化,可这些多为都市作者想象、炮制的土地神话,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现代乡土古朴而悲凉的灵魂内核,它在如今后工业的社会里表演,也有几许滑稽味道,并且面对流转的人生现实和繁复的心灵变幻,过度承袭他人的思维方式、表现手段与形象系统,不可避免地会发生错位与冲突,使艺术传达趋于贫困,而从题材选择、感情状态、感觉习性到想象路线、遣词造句乃至文章题目等高度趋同的“类”化,则使大量的创作个体形象模糊,千人一面,让读者产生审“美”疲劳自然在所难免。

    偏于抒情与记事的“自恋症”

贾平凹在《散文的看法》中断言:“唾弃轻而狂的文风,有人却走向另一绝地,使散文的题材狭窄,精神脆弱。”这切中了散文界要害,即一度减轻的自恋症在新世纪又开始发作、加重。

对宏大叙事的厌倦,使许多作者的个体情感和经验不自觉地膨胀,充斥报刊的到处是“自我”色彩浓郁的抒情与叙事,而且多停浮于游山观水、吟风弄月、伤情怀旧的把玩,轻松自娱、思想贫血现象频繁发生。

如那些瞩目于婚恋之类的消闲题材、自得其乐的小女子散文与小男人散文和那些讲究客观真实、质感复现的在场主义、原生态散文等,就大都平面世俗,轻软琐屑,鸡零狗碎,仿若生活的流水账,内质孱弱。

像发表于《散文百家》的《狗肉蘸盐花下酒》,十足的细腻、朴实、原生态,先写屋里几个人在用狗肉蘸盐花下酒,然后猜测狗的来路、何时吃狗肉最佳,再说乡下杀狗、炖狗的种种细节,中间夹杂两个狗的忠诚故事,最后写到冬天里大家围坐桌旁吃狗肉,因狗肉的缘故而异常温暖。作者把生活中的事象移植到作品里,像是展现北方习俗、“狗性”可靠,又像是什么都不表现,只是吃狗肉事件过程和细节的本真敞开,拉杂啰嗦,谈不上什么深邃的内涵,也少将生活转换为艺术的审美因子。

这两种偏于抒情与记事的路线,都在无形中助长了散文的浅薄平庸,减弱了散文的骨力和钙质。其实,上乘的散文应像史铁生揭示人生困境的《我与地坛》、张承志张扬崇高境界的《清洁的精神》那样,达成情、意、知的三位一体,在介入现实、传达真情实感的同时,自然地凸显出深刻体验和思想的筋骨,给人展开一片智慧的家园,情理浑然。

    贪“大”文化情结日益膨胀

周涛、李辉、韦君宜等文化散文的成功和贾平凹借助《美文》对“大散文”的倡导,双向激发了作者们心中潜存的宏大意识与情结,一时间求思想、境界、气魄、容量之大成为一种风尚,长篇散文、系列散文在文坛此起彼伏,其热度至今不减。

这种追求纵横捭阖,文思阔达,浓化了散文的文化氛围,利于表现民族精神与东方智慧,也是对自恋症的一种积极扼制,像阎连科的《我与父辈》、王充闾的《张学良:人格图谱》、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就或以辛酸乡土经验的质朴回眸,或以爱国功臣张学良心灵的散点透视,或以底层人生和吁求的深切触摸,产生了撼人魂魄的力量。

但是大量作品向“后”看,在逝去的历史甚至远古洪荒中驰骋想象,一些作者对观照对象既没有深入的情感体验,又没有充分的理性认识,所以只能浮面地罗列地名景观、风俗事件、传统思想等知识元素。由于缺少当代意识的烛照,过分依赖于文化意识,他们建构的文化空间常常人气稀薄,异常空泛,是生态的而非心态的,是文化的而非文学的,疏离了具体现实和当下心灵,结果是留下了不少文化赝品。

特别是有些作者借长篇、系列之名,不在深度、高度上做文章,倒把体积搞得“大”有赶超短篇、中篇小说之势,拼命比长度比篇幅,而实质上却散漫随意,冗赘不堪,水分饱满,“瘦身”是大势所趋。

我想最好的散文是能够切近读者的心灵与日常现实,充满人间烟火之气,王兆胜的《母亲的光辉》、《三哥的铅色人生》、《与姐姐永别》等亲情散文之所以催人泪下,就在于其感情发自肺腑,诚挚真切,有“心”的重量;好的散文更该虑及当下读者生活的快节奏,尽量简捷,同炼情炼意炼味一起炼言。

    “散文”的腔调过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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